中国房地产报社社长栗文忠 | 文

在中国，一般家庭中都是慈母严父，我们家是严母慈父。父亲工作几十年，“一心要做焦裕禄式的好干部”，家中的一切事情他都不管。母亲继承了其长辈的坚强和干练，雷厉风行、敢做敢当。孩子的吃穿用、读书、工作；社会上的人情来往等等，都是母亲一人去处理。她既能干、又热心，不管小家的事还是大家的事，不管大事小事她都爱管，因此，我们就尊称她为“政委”。

这个“政委”严厉、自律，在那个困难的年代坚强地面对着生活中的一切，她也经常和我们说，“遇到事不要怨天怪人，要先检查自己、找自己的问题”“要敢于面对和承担”，也要坚韧。这些观念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心中落下了深深的根。

现在，老母亲已90岁高龄，她老了、病了，但她的所言所行却一直影响着我们，坚强、自立而又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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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“政委”很严厉

母亲的严厉首先表现在管孩子上。

上学后，她要求我们课后首先要写作业，作业没有做完就出去玩会受到严厉的批评，有时她会拿着扫把打。如果与别人发生矛盾、甚至受了欺负向她哭诉，反而会受到训斥：你受欺负了应该自己去找大人评理，或者就离不讲理的孩子远点。她从来不会去帮助我们找别的家长理论。她经常说：“你就记住，有了事情你责怪别人是没有用的” “我就不信，你自己不怎么样别人会怎么样”？因此，“遇到事不要怨天怪人，要先检查自己、找自己的问题”的观念在我们几个兄弟姐妹心中落下了根。

在为人处事上，母亲的观点是“人敬我一尺，我敬人一丈”“没事别惹事，有事别怕事”。她告诫孩子们，平时要与人和平相处，不允许惹事生非；但遇到事情也不要怕事，要敢于面对和承担。孩子犯错误要承认，要是不承认她就会拿鞋子、擀面杖等工具打到你认错为止，且不允许哭。她讨厌遇事退缩，软弱无能的表现。她认为犯了错误躲避就是“错上加错”。

02

这个“政委”很自律

“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”，母亲经常用此话告诫子女要自立。她自己更是自立要强。

1951年“五一”劳动节，父亲到上海出席华东地区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后，就任职于万名职工的煤矿副矿长。母亲也不甘落后，积极参加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各种活动，在夜校当扫盲老师、扭秧歌宣传爱国卫生等；1954年参加淮河抗洪抢险打堤坝，身体长时间浸泡在水中，落下了终身腰腿关节怕凉疼痛的毛病。

1955年，母亲就正式参加了商业局所属商店的工作；1956年又重新到煤矿参加工作。虽然父亲已经任副矿长，但她与其他人一样当学徒，在料厂扛木料、抬石头，脏活累活都抢着干，后来分配当了电工，认真学技术，是个别人都愿意搭伴的技术工人。

1964年5月，全国精减下放工作基本结束，但淮南矿务局主要领导在“宁左勿右”思想指导下，又发文件让科级以上干部家属下放，母亲身在其中。母亲认为自己不符合国家精简下放条件，即使是让她到材料库扛料，不给一分钱工资也坚持上班，就这样僵持了六个月，也没有领取精简下放的补贴，被逼离开了工作岗位。这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。

1971年母亲重新参加煤矿用启炮线厂的创建。启炮线生产的工艺并不复杂，但为了保证产品质量，拉线机要始终保持在60多度，夏天也不能吹电扇。工厂正式生产后，招工进了些青年人，但是因为工作条件差，大部分人都走了。但母亲作为启炮线厂生产效率最高、产品质量最好的工人坚持工作了十年。

03

这个“政委”很坚强

“文革”中父亲经历了被批斗、关押、解放、结合；出席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，受到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接见；再被专政、关押、批斗、解放的几起几落。我们家也两次被抄。但母亲不哭泣也不怨天尤人，坚强地带领全家渡过了难关。

1966年夏天开始，“四大”风潮席卷全国，尤其是大字报贴满了学校、街道、广场，有人被游街、批斗。父亲未能幸免。为了了解父亲的“罪名”，母亲拉上我们去各处看“揭发”父亲的大字报，摘抄有关内容；到广场参加父亲的批斗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母亲对我们说，你爸不是坏人，我们不要与他“划清界限”。

在那个年月，父亲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，他们用棍子把父亲的腿打肿了，将父亲抓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母亲找他们理论，几次周旋，父亲被放。为了避免父亲再次被搜捕，母亲果断地把父亲送到了农村，3天就换一个亲友家躲藏。在部队进驻淮南后，父亲马上回单位配合军代表阻止职工武斗，动员职工“抓革命促生产”，母亲也天天陪在父亲身边，直到局面稳定。

但父亲还是被“专政”了，我们也从矿领导干部住的大院被赶了出来，住到了矿上1950年前在八公山西山下盖的已经废弃多年的茅草庵里，物件只有两副床板。

母亲说，“天无绝人之路”，马上带着我们用板车把家搬了。这些茅草庵因多年无人居住，年久失修，已经破败不堪，母亲就找来草席、稻草和泥修理。茅草庵墙围只有50-60厘米高，庵顶最高处也只有1.8米左右，人进门要低头，只有在庵子正中间处可以直起腰。我们把床板铺在地下，没有多久，床板染上了臭虫，母亲就用大量的“六六粉”撒在铺板底下，到天晴时把铺板拿到屋外用劲一磕，就落下密密麻麻的一层臭虫尸体。冬天房里到处结着厚冰，我们四个孩子挤在一张床上，互相温暖。

在父亲被“专政”期间，工资停发，母亲卖了父亲的“梅花”牌手表贴补家用；再四处找亲友借钱，经常挖野菜、买菜尾子；没有钱添新衣服，她就在晚上把孩子们的衣服洗干净，早上再穿。到春节时，总会想方设法去买布，自己剪裁给孩子做件新衣服。新年初一的早上，每个孩子的床前都一定会有一件新衣服或者新鞋子。

04

“政委”是个“贤内助”
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父亲是分管生活的副矿长。他与附近的公社建立固定的联系，又成立了蔬菜大队，保障了矿上几千名一线职工、十个食堂的生活供应。他有权利批特供白面，批奖励粮、批救济粮。

我们家中孩子多口粮定量低，每月都不够吃。为了填饱我们，母亲会每天按照定量把粮食分出做三餐的量，再去买洋葱、胡萝卜、胡萝卜缨子，挖野菜刺刺芽拌高粱面蒸窝窝头；蒸榆树叶、槐树叶、杨树叶给我们吃。吃了后我们时常会胃疼、肚子胀、便秘，甚至被送到医院去灌肠。可是母亲没有强求过父亲“以权谋私”，给自己家中拿回一碗米、一个馍、一棵菜。

1997年秋天，父亲过了70岁生日后中风导致偏瘫住进了医院，在父亲中风住院以后的十多年时间里，父亲每次体检、住院、开药、分药都是母亲一人打理。她以瘦小的身躯，支撑起父亲近200斤体重的身体，帮扶父亲走路进行康复锻炼。除了每天陪护照顾，还到处寻找单方，到市场收集玉米须、冬瓜籽、皮煮水；打芹菜汁、蔬菜汁给父亲喝。在医院的有效治疗及母亲的精心照料下，父亲康复了。以后的十多年里父亲母亲都是并肩晨练、携手买菜做饭，过生活，平淡而又幸福。

05

“政委”妈妈老了、病了

2013年父亲去世后，母亲的精神状态很不好，常常丢三落四，经过医院检查，发现她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。

母亲患病后，经常说别人偷了她的钱，跟她反复解释也不听；她自己把鞋子藏起来，找不到了就骂人，甚至连她自己带大的外孙女也骂；出门后，不认识家门，还固执的把别人家当成自己家；多少次坐在别人家门口几小时不回家。

我们从没有接触过这样的病人，对病人会有什么表现不了解，因此对如何看护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，也不具备医学常识。因此，一开始遇到她骂人就直接劝阻，她不听，我们也很生气，甚至跟她吵。

经过多次事件后，以及多渠道了解了此类病人表现后，我们检讨，发生与病人针锋相对的问题，就是正常人被不正常的人带偏离了，是自己没有在思想意识深处牢记母亲是个病人，她的行为都是不正常的表现。

分析总结后，一方面带她看医生，请专家上门诊治，吃药治疗；一方面探索实践如何与她相处，如何延缓她的病情发展的途径和方法。

我们把她接到身边，请了专人陪护，制定了陪护日程时间表、拟定了陪护注意事项细则；家庭环境做了调整，卫生间安装扶手，以减少跌倒风险；收集家庭老照片，给她编辑了纪念册，供她翻看，唤醒她的记忆；买了DVD，给她放老电影；定时陪她散步，看戏曲频道；子女抽时间陪她聊天，聊她熟悉的人，寻找过去的印记，要顺着她的思维聊，不论她说的事情是否荒诞，很不现实；陪打麻将，给她换好零钱，故意让她赢，让她开心；陪她旅游，去她感兴趣的地方。对于她的无理取闹不会针锋相对，对她的言语、行为、生活更是“顺”字当先，尽量满足她的要求，关爱母亲。

经过这几年的悉心照料，母亲的病情发展有所缓解，虽然将近90岁高龄，她生活基本能够自理，也经常从她的脸上看到笑容。这样，作为子女的我们也安心多了。

“政委”妈妈老了、病了，但她的所言所行却一直影响着我们，坚强、自立而又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