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

中房报记者 许倩 北京报道

在全球城市化浪潮进入全新阶段的今天，中国正经历一场深刻的空间格局重构。12月28日，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在2025中国（武汉）城市高质量发展峰会上，系统阐述了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底层逻辑与未来图景。

“城市群已成为中国城市化、城市发展与城市体系的主体形态，正在引领国家空间经济格局进入全新阶段。”倪鹏飞在峰会上表示，“这不仅是一场规模经济的变革，更是一场迈向共同富裕的空间革命。”

城市群主导：19大集群承载80%GDP

中国城镇化率接近70%，已进入城市群主导的发展阶段。

倪鹏飞回顾了城市群发展的全球历程，从19世纪中叶英格兰中部的萌芽，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发展，再到21世纪中叶预计成为全球城市发展主体。在中国，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，城市群开始初步形成。如今，国家规划建设的19个城市群已承载全国70%的人口，贡献80%的GDP，其主体地位日益凸显。

从空间经济学视角，倪鹏飞揭示了城市群形成的底层逻辑：核心驱动力在于“规模报酬递增”效应。改革开放40多年来，中国经历了“分散聚集”（小城镇发展）到“集中聚集”（大中城市崛起），再到当前“聚中有散”的演变。当大城市出现内部规模不经济时，要素便向周边扩散，城市群由此形成。

“城市群发展的意义远超单纯的经济效率提升。”倪鹏飞强调，它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。在增长极发展的初级阶段，可能会拉大地区差距；但当进入城市群主导阶段后，中心城市与外围地区间可实现资源的双向流动与成果共享，从而缩小差距，走向共同繁荣。

然而，在中国特殊的体制背景下，城市群发展面临独特挑战：强大的政府主导能力在推动建设的同时，也可能因地方利益分配机制不清，形成行政壁垒。

“这正是为什么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倡导城市群建设，至今仍存在诸多瓶颈的根本原因。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快构建城市群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，明确界定和公平处理参与主体尤其城市政府的责权利关系，建立各方参与的激励和约束机制，形成城市群协同的合力。”

通过研究国内外城市体系，倪鹏飞发现，中国城市体系将演变为“以城市群为主体的多形态嵌套结构”——在国家层面形成城市群体系，各城市群内包含多个都市圈，都市圈内又细分中心城市、中小城市与周边城镇体系。

他预测，未来15年，中国将形成由17～20个城市群、100个都市圈、1000多个城市及1万～2万个小镇构成的有机网络。

然而，作为巨型国家，中国的区域发展差异显著。倪鹏飞指出：“长三角、珠三角等发达地区城市群已趋成熟，而中西部、东北地区城市群仍处萌芽或培育阶段。因此，各地需根据发展阶段采取差异化战略。”

长江中游的崛起之策

基于总体判断，倪鹏飞提出了推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的三大战略性构想，并为武汉及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发展开出“药方”。

其一，构建城市群为支撑的“东中城市网络”。在东中部城镇体系成熟区域，推动发展模式从“增长极化”向“网络化”升级。当前，东中部之间“聚中有散”、要素双向互动的趋势日益增强，为构建功能互补、联动发展的城市网络创造了有利条件。这一网络的成型，将筑牢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基盘。

其二，打造“长江经济带”。倪鹏飞特别强调了长江经济带在应对国家区域经济“南北分化”挑战中的关键作用，将其打造成为以城市群为支撑的活力带，相当于构筑一条高质量发展的“长江防线”，有助于促进南北协调发展。

令人鼓舞的是，长江沿线已呈现“东西收敛”态势，上中下游中心城市与都市圈快速崛起，一个连贯的经济隆起带正在形成。当前重点在于补强中游薄弱环节，通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“硬联通”和制度规则的“软联通”，真正串珠成链。

其三，发展“巨型城市化地区”。在城市群高度成熟的区域，如长三角、大湾区，城乡界限将日益模糊，最终演变为功能完整的连续城市化空间。这为解决“大城市病”、补齐县城短板、振兴乡村提供了集成方案：中心城市向高端功能升级，中小城镇承接产业疏解，乡村提供生态产品与服务。这要求以城市群或都市圈为单元，规划建设一体化的基础设施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体系。

聚焦武汉所在的长江中游城市群，倪鹏飞直言：“据我判断，它还处在培育之中，既没有聚集、也没有成群。”他提出五项发展策略：

一是积极融入，积极参与长江全流域一体化战略；二是主动向东对接，承接长三角高端辐射；三是做实圈层，集中力量将武汉都市圈等省内圈层做强做实，以“圈”的成熟带动“群”的形成；四是着力培育省域副中心，构建多中心驱动格局；五是坚守绿色发展底色，推进生态化、智能化建设，实现可持续发展。

倪鹏飞的阐述，不仅系统勾勒出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完整图景，更揭示了中国通过城市群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路径。这场正在进行的空间革命，正深刻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，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支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