赖苏婷 中房报记者 李叶 北京报道

在行长、董事长接连落马后，蔡建于2021年接棒出任广州农商行董事长。三年处置不良资产480亿元，地产不良率从6%降至0.8%。但地产旧账纠纷未断。8月17日，该行诉旧改贷款纠纷案在广州市中院开庭，涉案本息7.57亿元，被告包括原合作方时代控股、项目平台时岭地产、质押方景业投资以及接盘的国资平台——科学城城更和科慧投资。

2023年，时代控股因资金链紧张退出9个旧改项目，科学城系国企接盘。广州农商行称，科学城城更与时岭地产签订协议，承诺承接涉案借款本息；科慧投资与合作社约定承接价款包含银行贷款。据此，银行要求两国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。

北京市君泽君（深圳）律师事务所律师、财经评论员陆晖表示，国企接盘旧改多为地方政府化解风险统筹，意在用时间换空间。时代控股贷款产生于地产扩张期，下行周期中抵押物重估，信贷违约风险上升。

粗犷扩张

这笔近8亿元的旧改贷款，是广州农商行扩张期遗留的庞大不良资产中的一笔。

2009年12月，广州农商行正式挂牌开业，王继康出任首任副董事长兼行长，易雪飞任副行长。2013年王继康升任董事长，易雪飞接任行长，该行进入二人深度掌舵时期。Wind数据显示，2013年至2019年间，该行资产规模从3786.65亿元飙升至8941.54亿元，6年累计增长约136%，稳居广东省资产规模最大农商行。同期不良贷款余额从14.52亿元暴增至83.2亿元，累计增长473%，不良率从0.91%攀升至1.73%。

2019年8月王继康落马，任内风险加速释放。2022年该行资产规模突破1.2万亿元，但不良余额达146亿元，不良率攀至历史峰值2.11%。2023年房地产业不良余额升至31.57亿元，不良率达5.94%。2024年3月易雪飞被查，该行原董事长、行长均已落马。

近5年来，该行至少6位高管相继被查，包括原行长助理吴海峰、原副行长彭志军、原非执行董事李舫金、原副行长罗金诗及业务总监陈千红等。从董事长到业务总监的接连落马，暴露出该行内部治理和合规体系的严重缺失，将这家万亿农商行拖入泥潭。2020年，蔡建从广州银行空降至广州农商行，并于2021年3月出任董事长。他接手该行后表示，“资产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事关广州农商行能否生存的大事、要事，已经成为侵蚀该行利润、制约该行发展的致命问题”。

为了化解前任留下的沉重包袱，广州农商行开启了连续3年的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。自2023年起，该行连续3年向地方资产管理公司集中转让百亿级低效信贷资产，累计剥离债权481.12亿元，累计核销处置不良资产约132.88亿元。

一路向下

大规模“甩卖式出清”虽然短期内压降了账面不良率，但也对广州农商行的业绩表现形成了明显拖累。山海君发现，该行近5年来业绩表现整体在走“下坡路”。

2021年，该行营业收入尚处于231亿元的相对高点，之后逐步缩水。到2024年，营业收入收缩幅度累计接近3成，已降至158.32亿元；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从2022年34.92亿元的高点，一路走低，在2025年录得21.22亿元，依然相较于之前下滑近4成。

净息差的急剧收窄，是该行盈利能力持续下滑的核心症结。该行净息差从2021年的2.01%，骤降至2025年的1.03%，累计收窄98bp；净利息收益率从2%降至1.08%，双双创H股上市以来新低。2025年，该行实现利息收入351.37亿元，同比减少28.23亿元，降幅7.44%。

在通过大规模处置不良资产后，试图轻装上阵的广州农商行，前进的道路依旧难言轻松。

近年来，该行积极响应地方政策，信贷资源重点投向“制造业当家”“普惠小微”和“乡村振兴”等战略领域。然而，重点发力和倾注大量信贷资源的领域，正悄然演变为拖累资产质量的新威胁。

2025年财报显示，该行对公业务的结构性风险正在加剧。制造业不良率从2024年的0.79%升至2.02%，上升1.23个百分点，增幅156%，成为对公不良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；批发和零售业成为最大的不良来源，以19.58亿元的不良余额占据对公不良总额的38.56%，不良率高达3.34%；农林牧渔业不良率攀升至4.71%，是全行平均不良率的2.5倍。

个人贷款业务压力则更为明显，已成为该行最突出的风险来源。2025年末，该行个人贷款不良率从2.89%一路攀升至4.12%，不良余额激增至80.21亿元，占全行不良贷款总额的61.24%。

在多重风险的交织下，2025年末，广州农商行不良贷款率反弹至1.86%，较2024年末的1.66%上升0.2个百分点。在头部农商行中，该行不良率处于明显偏高位置。同期重庆农商行不良率1.08%、上海农商行0.96%，广州农商行高出约72至94bp。

蔡建在2021年3月提出的“3年成为全国农商行排头兵、2年成为国内一流商业银行”的“十四五”宏大愿景，至2025年收官之时，终究未能兑现。